从“杭州G20” 看法治下的国际反腐合作

来源:默认来源-测试 发布时间:2019-09-22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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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1502 李金梅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 在浙江杭州举行。会上二十国共同签订了一系列有利于 国际经济发展的合作协议。除此之外,其中较为引人瞩 目的还有关于国际反腐合作的内容。我们注意到会上20 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了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分 别是《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 G20 国反腐败追讨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 年反腐败行动计划》。从这三项成果中我们可以窥视出 在反腐败上国际合作的不可或缺性。 首先,在《高级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对腐败 分子的“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的概念。拆分开来 说就是对于外逃腐败人员和外流腐败资产零容忍,国 际反腐败追逃追赃体系零漏洞,各国开展反腐败追讨 追赃合作的零障碍。在反腐败上我们曾有过很多的尝 试和举动并且取得的成果也是不错的,2013年,我国共 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762人;2014 年,共抓获在逃职 务犯罪嫌疑人749人。但这些从来都是单打独斗。而 这一次峰会成果真正让人们意识到,反腐败从来就不 是看人下菜的“势力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不 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反腐已成共识。为什么我们 如此紧迫严厉的需要这样来进行反腐的国际合作呢? 很明显,反腐是一个国际性的认知进步。因为在经济 全球化时代,腐败犯罪带有“溢出性”的特点。不仅仅 在国际交往中会有腐败现象,在一国统治下生出的腐 败也往往带有涉外性,要么腐败行为发生在国外,要么 腐败犯罪嫌疑人逃亡国外、赃款赃物被转移至国外。 在这一背景下针对腐败的惩治和打击必然要求国际合 作的进一步深入,刚过去不久的赖昌星案件也印证了 国际反腐合作的“三零”思想,12年后赖昌星回到中国 接受审判,在此之前,他并没有在加拿大经过刑事审 判,也没有作出自愿被遣送回国的表示,而是“死扛”到 了最后一分钟,最终根据加拿大发布的强制性遣返令 而被遣返,同时也开启了国际司法合作的新模式。 其次关于在华设立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这 样一个研究中心在全面系统的研究20个成员国的法律 体系和运作机制。各国的法律体系的不同,制度的差 异为腐败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政治和法治上加强合 作,并且深入研究有利于双方的策略,可以为我国政府 采取追逃追赃策略提供法律依据,也能够有效遏制腐 败。这也是我国首次建立关于追逃追赃的研究中心。 最后,是将计划落实到实处的行动计划。早年,我 国的反腐败是凭一己之力在落实,而此次将二十国共 同纳入到体系和行动计划中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救赎, 共同为追逃腐败分子撒网。 除了这样的三位一体模式,还需要强调以下两点: 一、共同的话语平台。 在全球化时代,反腐也需要像经济发展那样,提供 一个平台来交流各家之间的机制需要。早在1993年国 际透明组织就已经建立了,这是一个致力于反对国际 腐败的非政府组织。他们的创建人背景各异,但是却 是形成了一个共识。腐败是对全球的挑战,几乎没有 国家可以幸免。这个组织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思想 “反腐运动必须是全球性的,应该跨越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体系”。此外还有像国际反贪局等诸多的机 构。在机构之外还有许多的对话,此次的“杭州峰会” 就是一个例子。更早的时候还有“国际反腐败峰会”。 在诸多平台的助力下才能有更好的反腐机制。 二、以司法合作推动国际反腐合作 腐败是一种国际公害。贪官外逃、外流等日益严 重,必须从司法上加强合作。2000 年 11 月 15 日第 55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 约》和2003年10月31日第58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都有约定。缔约国遵守公约中确立 的引渡、被判人员移送、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交等司 法合作形式,以及可通过个案或缔结关于执法部门包 括相互交换情报、联合调查等司法合作制度,并允许采 用诸如电子、监视、特工等特殊侦查手段,进一步加强 执法合作。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应该更加注重合作, 严格限制拒绝司法协助和引渡的新规则,并恪守“双重 犯罪”原则新标准,尽可能为对方提供司法协助,防止 给腐败分子提供安全的“避风港”。此外还需要有非刑 事手段的法治化。各国的法律不同,在可接受的底线 上寻求法治化解决手段,在民事救济、损害赔偿、诚信 评价等非刑事方面尽可能达成共识,扫清反腐合作的 障碍。 此次的峰会无疑迈进了国际反腐合作新的脚步。 正是这一步步的努力,才会有更加法治清廉的明天,才 能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大有作为。

文章作者:武昌首义